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成绩斐然，有完备而连续的文化体系和发展形态，在世界文化史上非常少见。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沉淀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包含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代表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积淀和文化渊源，也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深厚基础。在这其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鲜明的民族特色，看到永不褪色的时代精神。比如中华文化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强调“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这些都反映了中华民族在历史和时代的更迭中具有连续性、稳定性以及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的民族精神。同时也很好地体现在了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以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智慧的凝结和升华，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源和指引。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传承和文化指引决定的。
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清政府行使全部主权；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清政府沦为“洋人朝廷”，中国也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经济上，鸦片战争前，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涌入，使得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起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促进了封建社会的解体，但封建剥削制度不仅依旧保持着，还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起来，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明显优势。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使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而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这就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原因。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使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辛亥革命开创了比较更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了社会进步的闸门，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并为此后革命斗争的发展，特别是为后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取得的成功是巨大的。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一个完整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胜利地领导这场革命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究其根本原因，是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具有很大的软弱性。它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同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下层劳动群众严重脱离，并害怕发动他们。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力量更没有勇气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并且，辛亥革命的果实最终落到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没有受到削弱，封建势力依然存在于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苦难的深渊。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又是失败的。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开端。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拥护“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就是提倡民主和科学。他们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为主要思想武器，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猛烈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先贤”，从而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生气勃勃的、革命的思想解放潮流。但是在批判封建正统思想的过程中，也发生过片面性的缺点，夸大了东方文化的落后性，甚至把某些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也当作封建糟粕一概加以否定。但是总体而言，新文化运动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长期以来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唤醒了青年一代，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19年上半年的巴黎和会，会议不顾战胜国一方中国的权益，规定将战败的德国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这一消息激起了国内各阶层的强烈愤慨，因此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成为了引起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运动如火山爆发般地开始了。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示威，掀起爱国风暴。这招致了北洋军阀政府的严厉镇压，在镇压下，这场风暴一度转入低潮。6月3日起，学生重新走上街头讲演，又有大批学生被捕。在此重要关头，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首先是上海工人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参加人数达六七万。随后，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很快蔓延全国至20多个省、市的100多座城市。五四运动突破青年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性革命运动。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由学生逐渐转向工人。北洋军阀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不得不于6月10日释放被捕学生，宣布罢免亲日派官僚。6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五四运动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它是一场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青年学生起了先锋作用；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同时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尖锐化的表现，这使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对西方文明价值产生了怀疑和批判，而这种怀疑和批判为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随后的五四运动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因为巴黎和会的实际教训，使中国先进分子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1920年四五月间，《东方杂志》、《新青年》等刊物刊登苏俄政府发表的第一次对华宣言。这个宣言宣布“废弃（沙俄在中国境内享有的）一切特权”。这使得中国人民看到了苏俄政府对待中国的态度，进而对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感触。这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在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李大钊起了主要作用。1919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在随后的1920年陈独秀发表的《谈政治》一文也明确地表明了自己已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之后湖南运动领袖毛泽东通过热心搜寻和阅读中文本的共产主义书籍，也建立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翟秋白、周恩来等以及老同盟会会员如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也先后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这些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均成为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是他们自觉地在实践中经过反复比较作出的历史性选择。
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上海建立的。1920年8月，上海共产组织正式成立，陈独秀任书记。同年10月，北京共产党组织成立，李大钊为书记。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先后建立起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在欧洲和日本，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主要开展了几个方面的活动:一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二是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展开论战，帮助一批进步分子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其他社会主义派别的界限，最终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三是通过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会的工作，使工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阶级觉悟有所提高。四是建立青年团组织，组织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实际斗争，为党培养后备力量。 这些活动，有力地促进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基本上具备了。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因为当时正值“白色恐怖”，为了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开会，所以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了浙江嘉兴南湖。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大会确定了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大会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大会还讨论了实际工作计划，决定集中精力领导工人运动，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一大的召开犹如一轮冉冉升起的红日，照亮了中国革命前行的道路。从此，在这片饱经蹂躏的土地上，在古老的中华土地上，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和唯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揭示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且在全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在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大会提出了两个重要原则：一是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二是党的内部必须有严密的、高度集中的、有纪律的组织和训练，并要求“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这些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的建设和党的纪律的具体规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政治上、理论上和组织上完备的建成。它客观地反映了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形成过程。大会的缺点是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和农民同盟军问题还缺乏认识。
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在随后持续的十三个月里，全国共发生100余次不同规模的工人罢工，参加人数达30万以上。其中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和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最具代表性，充分彰显了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力量。1923年2月4日爆发的京汉铁路三万工人大罢工，使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达到顶点。2月7日，军阀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调动军警血腥镇压京汉铁路罢工工人。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和京汉铁路总工会与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等先后被杀害。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这个时期党领导的工人斗争，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第一，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仅仅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是不够的，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第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没有起码的民主权利，几乎所有规模较大的工人斗争都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因此，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仅仅依靠罢工或其他合法斗争是不行的。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立场，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同时还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里为什么说大会正确估计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立场呢？因为此时的国民党大体上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其在经历了几次失败后，没有多少实力，且成分复杂，组织松散。但是它有几个优势是不容忽视的，首先它的领袖孙中山在人们心目中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在社会上是有威信的。二是在中国南方建起了一块能够容纳各种革命力量进行活动的根据地，拥有一支数万人的军队。三是孙中山在经历了多次挫折后，深感其领导的革命必须改弦易辙，真诚地欢迎共产党员同他合作，欢迎苏联援助中国革命。
1924年国民党一大在广州举行，国民党一大的成功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出席国民党一大开幕式的代表共有165人，其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大会通过的宣言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民族主义突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强调民主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约资本”为两大原则。这个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基本一致的，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1925年的五卅运动掀起了全国范围内大革命的高潮，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随着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的成立，国民革命军通过改编兵力得到了有效扩充。在此前后，国共两党通力合作，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北伐战争准备了比较可靠的后方基地。但是伴随着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国民党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长。更为严重的是，蒋介石凭借自己谋取主管军事的权利和在创建黄埔军校以及统一广东根据地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使其影响和地位大大增强。并且他的反共面目也越来越明显。但是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党内妥协退让的意见占据了上风。这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使国民党右派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占了优势。这之后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蒋介石以此为借口，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监视并软禁共产党人，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妥协退让的结果，使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随后汪精卫称病去职，蒋介石为取得最高权力又迈进了一步。在1926年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所谓《整理党务决议案》。中共中央的妥协退让使得决议案获得通过，伴随着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人纷纷辞去职务，蒋介石逐渐成为了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但是蒋介石的实力有限，还需要得到共产党和苏联的支持，因此没有立刻同共产党公开分裂。但是随后北伐战争的军事指挥权主要掌握在蒋介石手中这个事实，表明革命形势虽然在迅速发展，但已经埋下了严重的危机。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这次大会总结了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并对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还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和经济关系。但对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过程中的种种复杂问题，大会没有作出具体回答，对建立政权和武装的极端重要性仍缺乏认识。
北伐战争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巨大胜利，是国共合作的丰硕成果。其直接打击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主要有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派势力，共约兵力70万人。国民革命军的兵力仅有10万人左右，敌我兵力悬殊，因此国民革命军在以加伦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根据这个战略方针，自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先头部队出兵湖南，7月9日正式出师北伐，一路势如破竹，战绩连连。两湖战场，9月6日、7日占领汉阳和汉口。10月10日攻克武昌，全歼吴佩孚主力。江西战场11月初歼灭孙传芳主力，占领九江、南昌。福建方面，12月中旬不战而下福州。北方冯玉祥部于9月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挥军南下。11月间，国民军联军已控制陕西、甘肃等省。1926年底，除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均被国民革命军控制。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也已控制西北地区，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至此，北伐战争胜利的大局已定。北伐过程中，国共两党虽有矛盾，但基本上是团结的，能够集中力量共同对敌。其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作战中舍生忘死，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北伐军的许多指战员也有着明确的革命目标和不怕牺牲、英勇作战的革命精神，这些都离不开共产党人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同时共产党人还在发动工农群众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使得北伐军所到之处，都能得到广大工人、农民和其他革命群众的直接支援。此外，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和苏联提供的物资支助，也对北伐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革命阵营内部的危机并没有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而得到遏制，蒋介石在加紧对军队和政权的控制，其实力迅速膨胀。帝国主义列强也将他视为反共力量不断拉拢。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反共面目公开暴露出来，杀害共产党人的恶性事件也时有发生。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只片面着重于民众运动，忽视了对军队的争取。所以导致蒋介石发动突然袭击时，中共中央不仅在精神上缺乏准备，在实际力量上也难以组织有力的对抗。面对革命阵营随时可能发生分裂的严重局面，中共中央于1926年12月13日召开特别会议。此次会议不仅没有能够解决党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的问题，反而决定消极压制群众运动。会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贯彻，而这也遭到了党内一部分同志的抵制和反对。1927年3月21日，当北伐军推进上海近郊时，由周恩来担任总指挥，率领上海工人发动总罢工，随即转为武装起义。最终起义胜利，这也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但是起义胜利后，屯兵上海南郊的北伐军开进市区，于3月24日占领南京。4月初，蒋介石等秘密决定用暴力手段实行“清党”。但是陈独秀和汪精卫联合发表宣言表示“清党”言论实为谣言这使部分共产党员放松了警惕。在随后的“4·12” 反革命政变中，大量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捕杀。这之后，国内政局迅速逆转。形成了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蒋介石在南京另行成立的“国民政府”，以及与之对立的武汉国民政府。这时的无感政府基本还是革命的政府。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中共五大召开，大会未能对武汉政府各派作出正确的分析，导致了对汪精卫一派的右倾迁就政策，未能在全党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为全党指明方向，大会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也未能解决权当坚强有力的领导问题，自然无法遏制愈来愈恶化的局势。五大闭幕后，武汉政府所辖地区的危机越来越严重，党内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不满越来越强烈。7月中旬中共中央实行改组，并于7月13日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已在公开地准备政变，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声明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内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这对振奋党内的革命精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已走向失败的趋势。此后，全国形成了三个政权，即上海、南京的蒋介石反革命政权和武汉国民政府。中共五大就是在这样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中召开的。此时中国共产党需要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果断行动，才能挽救革命。同时，全体党员也期望此次大会能正确判断当前局势，回答如何从危急中挽救革命这一问题。因此中共五大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于武汉召开。此次会议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但依然没有解决全党坚强有力的领导问题，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都未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回答，因此，难以承担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挽救大革命的重任。
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的政权仍然是一个同北洋军阀一样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专制政权。 在这样的政权统治下，中国共产党必须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首先必须直接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因此，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二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10月初，起义军在南下广东途中遭到失败。保存下来的部队，一部分转移到广东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民武装汇合；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入湘南。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为彻底清算并纠正党在过去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方针，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彻底清算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这次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党指明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在中国革命紧急关头及时地向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斗争方向，反对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在革命中前进了一大步。
秋收起义是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改组省委并领导湘赣边界发动的一次武装起义，于1927年9月9日按预定计划爆发。进攻长沙受挫后，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当机立断，改变原定部署，决定到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地。随后进行著名的三湾改编，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部队内部实行民主管理。10月7日，毛泽东率部到达江西宁冈县茅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27年9月29日至10月3日，毛泽东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领导了举世闻名的“三湾改编”。面对以农民及旧军人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三湾改编初步解决了将这样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创造性地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政治建军的基础，是我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同时，三湾改编中“实行民主主义”，也对团结广大士兵群众、瓦解敌军起到了巨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湾改编又丰富了我党早期的统一战线思想，从理论和实践上对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
1927年12月11日，在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下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军一度占领广州绝大部分市区，成立了苏维埃政府，这是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大胆尝试，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但是在面对敌人的强势进攻下，共产国际顾问否决了叶挺、叶剑英主张起义军主动撤离广州的建议。最终，经过三天浴血奋战，因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失败。张太雷和许多同志壮烈牺牲，退出广州的起义军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参加革命斗争，一部分到广西左、右江一带同农民起义军汇合。 广州起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起义军无比英勇的战斗精神给中国人民以新的鼓舞。并且成为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此次大会因为正值国内白色恐怖严重时期，难以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再加上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分别于当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开，少共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也将在莫斯科召开，这几个大会中共都将派出代表团出席，而且中共中央也希望能够及时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因此莫斯科成为了中共六大的召开地点。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84人。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大会就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作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大会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形势是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目前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大会决议传达贯彻后，大体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因此，虽然大会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仍然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城市，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估计不足。但是党的六大依然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
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指出：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发生错误的。因此针对如何在农村环境中保持党和红军的先进性，于1929年12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同时会议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军队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宣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反对以任何借口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必须使党成为军队中的坚强领导和团结核心。同时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党和军队的建设。因此古田会议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因为当时“左”倾领导的错误，使党和红军遭遇重大损失，代价和教训及其惨痛。因此在当时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主报告，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毛泽东、王稼祥作了重要发言。他们尖锐地批评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其中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会议最后决定由张闻天起草《中共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并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在全国抗日救亡情绪高涨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陕北安定县瓦窑堡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以及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问题。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提出红军行动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将“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改变为“人民共和国”。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进中国之后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瓦窑堡会议即是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转折时期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也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全民抗战兴起过程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它表明党已经克服“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不失时机地制定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有必要和可能与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一部分力量重新建立统一战线，也着重说明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能够和必须掌握领导权；表明党在继遵义会议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和组织问题之后，开始努力解决政治路线问题；表明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就此，红军长征拉开序幕。红军长征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长征途中共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沼泽，翻过皑皑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先后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牺牲了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余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万里长征的胜利结束。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长征后保存下来的红军人数虽然不多，但这是党的极为宝贵的精华，构成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骨干。红军在长征途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长征中红军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继续前进的巨大动力。
面对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北平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与此同时，全国掀起了此起彼伏的抗日救亡爱国运动。这其中就包括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于1935年12月9日举行的声势浩大的北平学生抗日游行，但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这些情况均表明，把各种要求抗日的力量汇聚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敌，成为了当下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在此之前的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便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8月1日中共代表团起草了通常被称为“八一宣言”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不久公开发表。随后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瓦窑堡会议后，党采取切实措施，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底，重建和加强遭受严重破坏的华北各地党组织，打开新局面；1936年上半年，与上海党组织重新建立联系，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5月，各界爱国人士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上半年，红军与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已停止敌对行动，统一抗战。但是，面对蒋介石仍然坚持的“剿共”政策，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提出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逼蒋抗日。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主张，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基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1937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驻延安。此后，延安成为指引中国革命方向、照耀中华民族前程的红星。1937年2月，为了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共中央对国民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其中四项保证是对国民党的重大让步。这种让步是有原则的，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也是必要的。在中国革命进程和国共关系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加强党自身的思想理论建设和政治建设尤为重要。1937年5月，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7月和8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哲学(其中的两个部分后经修改，以《实践论》、《矛盾论》为题编入《毛泽东选集》)，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法的高度，着重揭露和批判了长期存在于党内的主观主义错误。这些都为迎接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的重要准备。中国共产党先后派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等同国民党领导人举行过多次谈判。尽管局势发展跌宕起伏，但停止内战的大势已经出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侮的阶段已经到来。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为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很大的努力。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全面地规定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主导下，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1937年9月，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随后蒋介石发表讲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由此，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洛川会议。会议在正确分析中日战争中敌强我弱的形势和敌人用兵的战略方向之后指出，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会议讨论并制定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行动路线和工作方针。洛川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向全党指明了抗日战争的方向和争取抗战胜利的具体道路。
全民抗战以来，国际国内形势极其复杂，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抗战路线不同，如何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既坚持统一又保持独立，对抗战成败和党的发展至关重要。党中央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提出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坚持对统一占线的领导权，坚持自身组织独立，思想独立，不对挑衅妥协这一独立自主原则。这一思想的提出，是为了在革命的过程当中占据主导地位，是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必胜武器。
1938年9月至11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地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地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具体化。全会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分清了路线是非，基本纠正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同志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科学概念，并以此为基点，构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框架。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它的基本纲领是：政治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在中国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经济上，没收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建立国营经济；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并引导农民发展合作经济；发展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富农经济。文化上，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科学地回答了近代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真正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问题，揭示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道路。
1942年2月在全党展开了一场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即整风运动。全党通过认真阅读整风文件，调查研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思想认识。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的第一次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为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础。
在延安整风运动的基础上，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历史性会议。七大的重要贡献就是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这是总结建党24年经验做出的历史性决策，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和成熟。
1945年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侵华日军128万人向中国投降，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在这次斗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也是这次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力量在这次全民抗战中得到空前的发展壮大，为取得新民主主义胜利提供了有利条件。
重庆谈判，是抗日战争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就中国未来的走向在重庆进行的一次历史性会谈。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0日，历时43天谈判，国共双方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 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国共双方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这是重庆谈判最重要的两项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
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参加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就和平建国基本方针等12个问题阐明意见；1946年1月10日，政协会议召开，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密切合作，推动政协会议通过了政府组织、国民大会、和平建国纲领、宪法草案等五项协议。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对争取和平民主做出巨大的努力对于巩固和发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成果，对于推迟全面内战的爆发，并保证党和人民军队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胜利地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国民党很快打破政协会议后国内出现的短暂和平，先后制造了校场口惨案、下关惨案，并在东北动武，对关内各个解放区的进攻也日益升级，使政协决议成为一纸空文。随着国民党破坏政协协议和停战协定行动的不断升级，全面内战日益迫近，我党工作重点转向准备自卫战争，在解放区实行新的土地政策，开展土地改革，抓紧减租、生产和练兵，组编野战兵团，抓紧“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落实。
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成功运用和影响下，国民党统治区广大爱国学生、工人、市民及其他阶层人民群众广泛参加的、以反对蒋介石政权的内战、独裁、卖国政策为主要内容的爱国民主运动，相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反对国民党军队的军事斗争战线，故称第二条战线。 “五二Ο”运动，标志着第二条战线的形成。第二条战线，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在政治上揭露和孤立了反动派，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历史上功不可没。
经过一年的自卫战争，解放军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内战争形势开始有利于人民。1947年6月底，刘伯承、邓小平率领12万大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与此同时，陈谢大军与陈粟大军分别在党中央的部署下进攻豫陕鄂边地区和豫皖苏平原，在外线上形成“品”字形进攻趋势，三军协同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大别山的重点围攻。内线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等先后转入反攻。人民解放军的大举进攻，使解放战争达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战争形势的根本改变。
1946年5月至10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和《中国土地法大纲》，在解放区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大纲规定，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土地改革中，中共贯彻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总路线。这种土地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为了保卫胜利果实，翻身农民踊跃参军，积极支援前线，农民的支持，成为解放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一个可靠保证。
1948年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地分析战争形势，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解放战争进入到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阶段。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历时142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使国民党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部队丧失殆尽，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进程大大加快。三大战役，无论在规模还是在取得的战果上，在中国战争史上都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十分罕见。
三大战役后，国共进行了以八项条件为基础的和平谈判，国民党反动政府最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议上签字。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彻底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推翻了统治中国人民达22年之久的国民党政权。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会议规定了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着重讨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的问题；并指出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方向。全会还特别提醒全党，两个“务必”来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召开的唯一的一次中央全会，不仅对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也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召开。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北平改名为北京；纪年采用世界公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当时还不具备召开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下，肩负起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重任，完成了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揭开了新中国历史的第一页。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新中国的成立，彻底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大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从此，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执政党，党的历史也揭开了新的篇章。
新中国成立第二天，苏联就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中央政府决定，凡是承认新中国，并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的社会主义国家，无需谈判即可建交。中苏建交，带动了一批新民主主义国家同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1949年12月底，毛泽东访苏期间，印度和缅甸相继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一形式促使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截至1950年11月，已有印度等6个亚洲国家和瑞典等12个欧洲国家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掀起了第一次建交高潮。
建国伊始，党面临着许多困难和考验。军事上，许多地区还未完全解放，国民党还有上百万军队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地区负隅顽抗；经济上，社会经济千疮百孔，通货膨胀导致物价飞涨、投机倒把猖獗，民生困苦，百废待兴；在国际上，美国处处与中国敌对，试图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以及军事包围。
新中国成立以后，逐步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确立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组织“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打击不法投机资本，稳定物价；统一全国财政收入、物资调度、现金管理，实现国家财政收支和市场物资供求的基本平衡。1950年6月，七届三中全会指出，用三年的时间获得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此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围绕土地改革和调整工商业等方面全面展开。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危害新中国的安全。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在之后两年多异常残酷的战争中，中国志愿军英勇顽强、舍生忘死，在艰苦的环境中，始终坚持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与朝鲜军民一起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国，迫使其停战谈判。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
1952年底，在基本完成土地改革，国民经济得以恢复，民主革命任务已经完成的情况下，我国已经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并取得一些过度的经验。1953年12月形成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完整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规定，要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一主体任务，必须制定一部切实可行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中期计划。因此，我国从1951年开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并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保证国防工业建设。1953年1月1日，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全国展开。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奠基典礼，鞍钢三大工程开工典礼，包头和武汉大型钢铁企业先后开始施工……国内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热气腾腾地铺展开来。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各项指标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不仅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工业化基础，也标志着中国近代以来大规模、有计划经济建设的真正开端。
在抗美援朝战争进行的同时，党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从1950年冬到1953年春，以土地制度改革为中心，还领导了包括社会主义改造在内的其他多方面的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并有了初步发展。废除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从根本上解放农村生产力，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在国营工矿企业开展民主改革，逐步恢复工业生产；改革封建婚姻制度，彻底取缔旧社会遗留的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聚众赌博等各种丑恶现象；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社会风气大为好转。这一切为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准备了条件。
七届三中全会闭幕以后，党和政府决定在“公私兼顾、劳资互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下，全力恢复国民经济。合理调整城市工商业，扩大对私营工商业的加工订货和代购代销，调整税收，合理调整公司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在农业方面，推动个体农民之间的劳动互助，促进城乡物资交流；工业方面，将发展重点放在恢复国计民生急需的矿山、钢铁、动力、机器制造等重工业和主要化学工业，同时恢复和增加纺织等轻工业的生产；在交通运输业方面，投资兴建铁路和公路；在对外贸易方面，打破美国贸易封锁，扩大对苏联和各民主国家的贸易政策，积极争取西欧、北欧一些国家的贸易往来。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同样重视民主建设和民族团结的工作。实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建立并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据爱国统一战线政策和《共同纲领》原则，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为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和民族互助，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建立民族自治区和民族联合政府，最终形成“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根据《共同纲领》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目标，党和政府领导了对旧有学校教育领域和文化领域的改革。教育改革方面，主要有“教育为工农服务”方针的确立、发展和改革高等教育两点，在文艺工作方面，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倡导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科学工作方面，成立中国科学院，并以此为中心，建立地方科研机构，并形成完整的科研体系；在医疗卫生方面，在全国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大力改善了城乡卫生的落后面貌。
建国初期，党的政治思想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普遍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重视和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开展党内的整党和整风运动，组织“三反”、“五反”运动，清除了党和国家干部队伍的腐败分子；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进行宣传教育；国民经济恢复初期，对全党进行统一战线的政治思想教育
在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起步以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农业方面，党先后推出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化，对粮油、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方面，着重发展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坚持贯彻自愿互利的原则，因地制宜地采取合作化道路。到1956年底，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初步确立。
在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起步以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农业方面，党先后推出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化，对粮油、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方面，着重发展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坚持贯彻自愿互利的原则，因地制宜地采取合作化道路。到1956年底，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初步确立。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问题和对苏联经验的鉴戒上，以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基本方针，论述了十个问题即“十大关系”：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论十大关系》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标志，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为中共八大的召开作了理论准备。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大会在总结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是我党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
八大一次会议后，党沿着正确的方向进一步探索：例如，按照“三个主体，三个补充”调整经济关系，允许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和一定限度的私人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主体的补充。并且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冒进倾向，根据“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调整经济计划，编制出1957年经济计划。同时，对农业集体经济的内部关系进行了调整，部分地区试行“包产到户”。此外，向地方和企业简政放权。
面对国内国外复杂的新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深入思考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的讲话，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同于敌我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得到解决。毛泽东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形成一套系统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1957年4月，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展开的历史转折关头，针对党内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运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整风运动中，绝大部分意见都是中肯的，有益于改进党的领导。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状况和右派进攻的形式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这次整风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一度造成民主政治进程的巨大挫折和中断。
1961年，为了克服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党中央制定了调整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其主要内容是：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主要是农轻重、工业内部、生产与基建、积累与消费等比例关系；巩固已经取得的经济建设成果；充实那些以工业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和手工业品的生产,发展塑料、化纤等新兴工业；提高产品质量,改善企业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
七千人大会总结的经验教训并未从根本上纠正党在“大跃进”以及“反右倾”运动中的“左”的错误，而且还在继续发展。加之当时中苏之间分歧加大，中国周边国际形势日趋紧张，使得党对国内形势有了错误的估量。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强调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这样就把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和绝对化，使得“左”的错误再度发展，在部分农村和城市开展的“四清”运动中更进一步发展，此后，并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从1956到1966年，党领导我国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这十年，历经曲折甚至遭受严重挫折，但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工业生产能力大幅提高，特别是1956年我国石油实现全部自给；交通运输业有了长足发展；农田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科学技术取得比较突出的成果，例如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教育、卫生、文化事业成绩可观。培养了大批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的人才，科技队伍迅速壮大。这期间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使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初步得到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得到了巩固。
文化大革命发生于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期间，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场由文化领域发端的“大革命”，对教育、科学、文化的破坏特别严重；同时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大批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众受到诬陷和迫害；社会秩序陷入瘫痪和不正常状态。“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它给我国留下了深刻教训，从反面为党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提供了历史借鉴。
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但十年浩劫留下的后果也十分严重，人们迫切地希望中国能摆脱困境，迈开大步前进，但由于长期受“左”倾错误的影响，拨乱反正每前进一步都十分艰难。在1977年出现的“两个凡是”指导方针，说明长期以来“左”的指导思想还未从根本上改变。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间，党和国家的工作虽然有所前进，但并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结果导致在前进道路上出现徘徊局面。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署名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该文指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此文章发表后，引起各界关注讨论，这表明真理标准问题已不仅是一个理论观点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这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打破了过去盛行的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端正了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路线，为大规模拨乱反正奠定思想基础。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会议实现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等领域的拨乱反正，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这是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两年来党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的起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民经济中出现一些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状况以及经济工作中也有急于求成的现象，于是党中央于1979年4月召开工作会议，制定“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首先是加强农业，理顺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在其他方面的调整中，党中央针对“左”的思想阻力和急于求成的习惯心理，也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通过经济调整，从1981年起，主要经济比例关系逐渐趋于合理，长期存在的积累率过高和农业、轻工业严重滞后的情况有了根本改变。
改革开放的起步首先是在农村，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实行生产责任制，揭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在党中央的支持和推动下，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迅速推广，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农村改革取得突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从中央到地方，逐步把改革推向经济责任制和财政体制方面，与此同时商业流通体制改革和所有制结构改革也在进行，开启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改革。
伴随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新局面，围绕社会所处发展阶段的争论愈益热烈。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这是邓小平同志的谆谆嘱托。
1982年9月1日至11日，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会议确定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提出了从1981年到二十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为实现这一部署，大会规定，把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作为战略重点，并要抓紧制订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实施步骤。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全面整顿。
十二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在农村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向全国，农业生产终于摆脱长期停滞的困境。在农村改革的推动下，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试点逐步扩大，要求全面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1984年10月20日党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它是进行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国家对经济的计划管理权限逐步下放，缩小了指令性计划，扩大了指导性计划；管理体制方面按照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原则，扩大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在所有制方面将单一的公有制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
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科学技术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也开始进行，1985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同年5月发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明确了任务和方向。科技方面改革激发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推动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教育方面邓小平1983年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教育体制改革是为了“快出人才，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培养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各类人才。
1983年10月11日至12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确定从1983年冬季开始，用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地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这次整党从1983年10月开始，到1987年5月基本结束，初步改变了“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党内思想、作风、组织不纯的状况，同时也积累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经验，推动了新时期党的建设。
随着十二大以来全面改革的开展以及党的领导的加强，有效地推动了经济建设。“六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国民生产总值大大提高，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也稳步提升；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趋于协调。这些都为“七五”计划顺利实施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下，首先建立的四个经济特区取得了显著成就，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再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逐步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从1985年起，又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批准海南建省成为经济特区。这些地区根据政策和位置优势能够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扩大对外贸易，加速经济发展。我国逐渐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
在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后，我国迫切需要一个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因此对外交方针政策进行调整。首先邓小平同志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我国在1985年宣布裁军100万，用实际行动维护世界和平。另外我国坚持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参加双边和多边外交活动及各种国际组织，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发展友好外交关系。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大会指出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在之前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1987年十三大会上，根据邓小平提出的设想确定了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党的十三大上提出了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而近期目标是通过改革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同时在十三大上高度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意义，并对历史经验进行了概括。十三大后，党将领导全国人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努力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十三大后，我国经济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物价波动较大、通货膨胀、经济发展过热等问题，同时中央宣布放开大部分商品价格，实行价格改革“闯关”的决策更是诱发全国抢购风潮。因此国务院相继采取一系列治理整顿的措施，压缩投资和消费需求，加强对物价的调控和管理，整顿经济生活特别是流通领域中的各种混乱现象。
在我国对经济进行治理整顿时，国内外出现的政治风波对工作造成了严重干扰。从国外来说，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势力有计划地通过种种渠道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政治渗透，竭力支持和扶植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对我国施加影响，使国内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受到鼓舞。在国内，进行改革开放的同时，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缺乏一贯性，忽视了党的自身建设，少数干部中滋生腐败现象。在1989年，少数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煽动和制造了天安门反革命暴乱。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平息暴乱，捍卫国家政权。
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之后邓小平提出：现在要真正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领导。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必须有一个核心，要有意识地维护这个核心，就是江泽民同志。十三届五中全会上批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同时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顺利交替。
十三届五中全会后，党中央重新开始进行经济治理整顿工作，通过以启动市场，争取经济适度发展为侧重点和调节产业结构两个方面进行整顿。到1991年底，投资和消费需求双膨胀的局面有所缓解，通货膨胀得到控制，流通领域混乱现象得到整顿，经济秩序有所好转。
20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低潮时期，与此同时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中国面临极大的压力和考验。但我国在国际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不断开拓对外工作的新局面，积极与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友好关系，与一些西方国家关系也得到改善。到1992年，中国已同154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了贸易、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这样，西方国家的“制裁”终于破产。
随着治理整顿工作的基本结束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1990年底，“七五”计划所规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项指标得到绝大部分完成和超额完成，提前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目标。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向小康社会迈进。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尽管挫败了西方国家的“制裁”，但面临的严峻挑战仍然存在。在此关键时刻，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重要谈话。党中央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内容迅速传达全党，国务院也相继做出了一系列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决定。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要求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十四大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为实现这个目标国家实施宏观调控，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同时还大力推进财政、投资、住房等各方面的体制改革，对于出现的经济过热等问题，也颁布了一系列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经过三年努力，各种经济问题得到抑制，并且社会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
进入历史新时期，人民迫切地要求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邓小平创造性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一国两制”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内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整个国家的主体，同时允许台湾、香港、澳门保留资本主义制度。“一国两制”的方针已经使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得到解决，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如今正在有力地推动台湾问题的解决。历史证明“一国两制”是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伟大创造，也为世界上仍在分裂中的民族和国家实现和平统一提供了新思路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在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个科学称谓，把这一理论作为指引党继续前进的旗帜。邓小平理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在大会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中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1997年十五大上规定了我国跨世纪发展的战略部署，提出从现在到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是我国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重点。同时还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论断。大会上提出的重大理论和政策为我国跨世纪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
1997年 ，东南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世界经济遭到严重冲击，党中央当即提出“坚定信心，心中有数，未雨绸缪，沉着应付，埋头苦干，趋利避害”的指导方针，采取多种政策为缓解金融风暴承担了风险。1998年，国内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党中央和国务院组织各方力量，全国上下万众一心，军民协同作战，取得了抗洪抢险斗争的胜利。在1999年又应对了台湾分裂势力、“法轮功”邪教组织和北约集团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使馆等政治斗争事件。上述胜利的取得和重大斗争的开展，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及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驾驭全局，解决复杂问题的领导力。
1998年，全党分期分批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通过“三讲”教育的开展能够使广大干部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听取广大群众的意见，查找领导工作中及自身存在的问题，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这显示了共产党人敢于揭露并解决自身问题的勇气和气魄，同时也推进了党的建设，提高了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2000年，江泽民同志提出：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是“三个代表”思想的内涵，它进一步回答了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直接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成为我党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2002年11月8日至14日，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国已进入实施第三步战略目标，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在大会上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各方面变革给我国进步发展带来巨大活力，同时经济社会发展也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国际上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科学技术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综合国力竞争越来越激烈。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出科学发展观思想，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2007年在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
2012年11月8日至14日，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上将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提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同时制定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前进方向。党的十八大对于我们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997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逝世，年底在党的十五大会议上指出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章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该理论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科学认识，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南。与此同时党中央抓住机遇，加快经济发展，积极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并促进社会各方面协调发展。
在即将进入跨世纪时期，党中央继续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经济领域，一方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格局，另一方面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出现的人民内部矛盾，也采取各种措施确保社会稳定。在政治领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推动基层民主建设，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
随着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要注重思想政治建设，党中央提出要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物质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十四届六中全会指出要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在十五大上进一步提出要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另外在对待民族关系上我国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建设，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在宗教问题上进行积极引导，力求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
1997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会议上郑重宣布，中国在80年代裁减军队员额100万的基础上，将在今后三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50万。这两次裁军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把军队质量建设引向深入的坚强决心。为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提出的“一国两制”方针已在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上实践成功，正在有力推动台湾问题的解决。
二十世纪90年代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我国为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不少国家恢复或建立外交关系，基本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工作格局。在国内继续加强党的建设，积极开展“三讲”集中教育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增强了全党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在中华民族的危难时刻，是党根据中国国情，创造性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带领中国人民走出水深火热迎来新中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对人类文明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其内涵是：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旗帜是方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的精神旗帜。这一思想结合中国的改革开放、人民的智慧和创造，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围绕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梦想，加强并贯通党的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社会建设等各个方面，贯通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朝着共同的目标奋力前进。
曾经，我国是一个在科技、经济和文化都非常繁荣的国家，可近代却因为闭关锁国导致的落后，被西方列强侵略压迫。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了一代代中华儿女的梦想，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建立新中国，进行改革开放，越来越接近伟大梦想，即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本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形象表达。
习近平指出：“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国家富强，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血泪史，它告诫我们落后就要挨打，所以我们要发展经济、科技、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同时增强国防实力，有效维护正当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民族振兴，我国曾是一个有着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国家，现在，我们要通过自身的不断发展与强大，继承并创造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以及先进的文明成果。人民幸福，就是人民权利保障更加充分、人人得享共同发展，建立一个幸福和谐的社会。
奋力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这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梦想，任重而道远，需要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的艰苦努力，需要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同样需要和平，只有和平才能实现梦想。
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要求：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2. 从2035年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要求：拥有高度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坚持党的本质属性、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必须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要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作用，要求治国理政大政方针在人民内部各方面进行广泛商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人民政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保障；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发展基层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民主、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个字凝结了中国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它是由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四个方面内容构成。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要坚持全民行动、干部带头，从家庭做起、从娃娃抓起；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我们维系的精神纽带，成为我们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伟大事业，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国有着无数优秀的文化，要坚定文化自信，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学习、继承和发展弘扬这些优秀的文化，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使我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高我国的综合竞争力。
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切实尽力改善人民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国之兴衰系于制，民之安乐皆由治。在现代社会中，社会治理地位日益重要。提高社会管理能力，建设平安中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第一，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坚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第二，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第三，要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第四，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第五，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越强，社会治理的基础就越实。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要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要健全公共安全体系，这是最基本的民生；要推进平安中国建设，这是极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本的发展环境；要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国家安全事件易发多发，维护国家安全任务繁重；要加强国家安全教育，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在地球上，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体，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就是在保护我们人类自己。人类在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体会了在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中带来的破坏后，越来越明白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尊重自然，要求人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感恩之情、报恩之意；顺应自然，要求人顺应自然的客观规律，按自然规律办事；保护自然，要求人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向自然界索取生存发展之需的同时，呵护自然，回报自然。
环境优美、生态良好的美丽家园是亿万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每一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要学会与生态环境和谐相处，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保护好环境，这就要求我们把节约资源放在首位；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从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小康社会到现在，我们一直马不停蹄的奋斗在小康的致富路上，在进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其中更重要更难做到的是“全面”，这要求覆盖的领域、人口、区域都要全面，还要做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不仅在总量和速度上完成目标，还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了总体部署，规划和设计了未来美好生活的宏伟蓝图。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创新驱动成效显著；发展协调性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兑现向人民、向历史做出承诺的关键时期，我们有充分条件来完成，但也面临艰巨的任务，所以，我们要做到，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坚决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确保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一鼓作气向终点线冲刺。
改革开放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出路，经过40年的高歌猛进，我们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下，集中全党全社会的智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坚定不移蹄疾步稳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这关系着党和人民事业前途命运，关系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因此，我们要坚持党对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改革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坚持改革往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方向前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主要内容是：全面深化改革，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是治国安邦的基本方略，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孕育阶段，从1978年到1997年，邓小平同志将健全法制的基本要求用16个字概括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为我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形成奠定了基本理论基础。第二阶段是形成和发展阶段，党的十五大正式将依法治国提升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略。第三阶段是完善阶段，党的十八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新任务和目标，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法治中国”使得依法治国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走对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一个管总的东西。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要坚持人民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主体地位，坚持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任何人违反宪法法律都要受到追究。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要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突出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厉行法治，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第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那么首先是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然后进一步健全法治保障体系；最后要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第二，深化依法治国实践，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全党要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各方面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尊崇党章，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既充分发扬民主，又善于集中统一。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等。全党同志要加强党性锻炼，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在全面从严治党这条路上，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将制度建设贯穿党的各项建设之中；深化标本兼治，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军队是一个国家的铜墙铁壁，各代领导人的军队建设思想为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科学指引。新时代，习近平着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了强国必须强军；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建军之本、强军之魂；军队必须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作风优良是我军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推进强军事业必须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改革是强军的必由之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现代化军队必须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军民融合发展是兴国之举、强军之策等一系列内容。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军队必须完全无条件地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这准确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唯一的独立的领导，是直接领导、直接指挥，是包括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在内的全面领导，涵盖军事、政治、后勤、装备建设各个领域，贯穿于完成各项任务的全过程。
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中，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实现更加美好生活，必须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因此，党的十九大做出了新的战略安排：到2020年，国防和军队建设要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战略能力有大的提升；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并绘制了建设强大人民军队的路线图：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深入推进练兵备战。
经济力量发展的好，才能建设强大的国防军，国防军的力量强大了，才能保护经济建设更加的好。坚持富国与强军相统一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它们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不可或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努力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 这体现了发展战略与安全战略相协调、强国进程与强军进程相一致的战略考量，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指明了方向。
军民融合发展，就是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深深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现在我们处于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的过渡阶段，要坚持全国一盘棋，切实把军民融合发展任务落实到位。要健全体制机制，从上到下形成统一领导，完善职能配置和工作机制，加紧推进军民融合发展的综合性法律立法工作；要强化战略规划，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军队建设发展规划统筹起来、同步论证；要突出重点领域，以点带面推动整体水平提升；要军政军民团结，这是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的重要政治保障。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和平的国家，建国初期，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就提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且一直践行着这些原则。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就是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定地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就是从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对于一切国际事务，都要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就是坚持各国的事务应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平等协商，就是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
随着各国的关系不断发生变化，中国外交政策秉持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宗旨，努力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其核心在于合作共赢。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要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要加强涉外法律工作，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要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政治上，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安全上，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经济上，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文化上，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生态上，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根据当今世界形势，习近平总书记结合古代丝绸之路提出了“一带一路”建设，并以此为契机，开展跨国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党的十九大强调，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紧密结合起来。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一价值观在中共十八大中被明确提出，并且习近平就任总书记后首次会见外国人士就表达了此价值观，要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从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开始，中国人民开始进入了水深火热的生活中，虽然各种党派开始涌现，各种爱国组织和活动开始展开，却还是没能挽救中国，直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他们带领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消灭一切剥削制度；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因此，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由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所决定的；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历史逻辑所决定的；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新征程的实践逻辑所决定的。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建者；党的领导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根本保障；党的自身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主要来源。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提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时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从新中国的建立到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奋斗，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观点。是党带领中国人民从黑暗走向光明，所以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时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让中国共产党永远年轻。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苦干实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就一定能实现。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远景目标，关键在于党的领导。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领导十三亿多人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党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具体从八个方面强调了如何增强执政本领，分别是：增强学习本领，学习是事业进步的阶梯；增强政治领导本领，提高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提高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增强改革创新本领，做到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增强科学发展本领；增强依法执政本领；增强群众工作本领；增强狠抓落实本领；增强驾驭风险本领。
疫情期间‘一带一路’取得进展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在充满着困境与挑战中，“一带一路”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取得了不错的成绩。2020年，中欧班列开行达1.24万列，同比增长50%；疫情期间运送医疗物资939万件，成为“一带一路”产业链“大动脉”和疫情联防联控的“重要生命线”；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58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77.9亿美元，同比增长18.3%；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增长迅速，前三季度金额已超过去年全年，达到20多万亿元。对合作伙伴的国家调查结果显示，超7成受访者对中国企业评价较高，6成受访者对中国企业采取的抗议措施赞赏有加。今后，我国将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进一步为各国和各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疫情期间实现人工智能数字化转型疫情的到来使得各行各业面临着挑战与转型，其中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重要方向。以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在疫情监测、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电子商务、在线教育、远程办公、网络直播等“云办公”“云上课”模式成为数字经济的新亮点。这使得很多传统制造企业都下定了数字化转型的决心。未来，要将各种技术相互融合，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同时，强化人工智能治理，确保智能产业发展趋向有序化、规范化。
钟南山，呼吸内科学家，年过八旬依然精神矍铄，在疫情危险期间，不断往返于广州、北京、武汉三地，连续奋战，密密麻麻的日程表让我们不禁肃然起敬。他在提醒公众“非必要不出门，不去危险地方”的同时，自己逆行而上。他敢医敢言，在经过实地调研后，果断向社会公布新冠肺炎存在“人传人”的情况，拉响了全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警报，并领导撰写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为疫情防控、重症救治、科研攻关做出了杰出贡献，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张继先——疫情上报第一人。2019年年末，接连两位病人因发烧咳嗽来看病，但胸部CT片却呈现出与其他病毒性肺炎完全不同的改变，且两位病人是夫妻关系，这一异常使得张继先心中非常疑惑，她说：“一个家庭中同时有两个人出现了相似的症状，这种情况太少见了，我当时就觉得太不对劲了。”之后，她劝老人的儿子也来做检查，结果CT片出现了一样的表现，于是将“可能是聚集性病例”的判断进行上报。随后又连续出现了多名病人，张继先再度向医院进行了上报，并建议医院召开多部门的联合会诊。2020年3月被授予“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张定宇，作为一名医生，时任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在面对未知的病毒，病人发病进程很快的情况下，不惧危险，嘱咐医护人员做好防护，全力救治病人，并带领大家采集样本，及时送去检测。他说：“身为共产党员，危急时刻必须不忘初心、勇担使命！”在抗议一线上，他不顾渐冻症带来的不便，努力与时间赛跑，去抢救更多患者，为提高治愈率、降低死亡率，他提出根据患者病情给予鼻导管氧疗、高流量湿化氧疗、无创通气治疗等疗法，效果明显。2020年9月8日，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张定宇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李兰娟，传染病学家、中国人工肝开拓者、国家传染病重点学科带头人。新冠肺炎疫情一出，全国震动，李兰娟受国之所托，逆行武汉考察疫情。2020年2月11日，进入湖北省人民医院东院区ICU（重症监护室），分析了每一位患者的病情，并给出治疗方案，同时向武汉政府提议“不进不出”，又果敢地向中央建议“武汉必须封城”。之后，被评为“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国三八红旗手”
2020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了中国大地。面对未知的、极易感染的病毒，白衣天使们不惧危险，为了使命逆行而上。他们穿着厚重的防护服与时间赛跑，带着口罩与防护镜，即使勒出了深深的压痕也毫无怨言，为了节省时间，有的人剪去美丽的长发，他们汗流浃背的照顾病人，累到倒地而睡也甘愿前往。他们顽强拼搏、日夜奋战，展现了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面貌。我们向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的医务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倪素英，一位普普通通的87岁老人，一位靠自己摆摊卖纽扣、针线、鞋垫一类的独居老人，她也是一个节俭的老人，曾经为了节省一两元车费钱，走路出摊。因疫情不能摆摊，也从电视上、人们的口中知道了疫情的严重性，倪素英老人想了几天，晚上瞌睡都睡不着，总觉得应该做些什么。于是她毫不犹豫地将自己30年来一分一分攒的20万元积蓄全部捐出，她说：“国家有难，我不能做旁观者。”
陈红军，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中共党员，2009年参军，生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某机步营营长。2021年2月，中央军委追授陈红军“卫国戍边英雄”荣誉称号。2021年5月，被评选为军队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预备人选。2021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授予陈红军“七一勋章”。2021年7月，全国敬业奉献模范候选人。
陈祥榕，2019年，陈祥榕高中毕业后报名参军，打听到新疆的部队能够上前线，陈祥榕便动了去新疆的心思。从福建到新疆，山高路远，家人都舍不得他去。他说：“苦怕什么，去部队不吃苦还要享福？”为了能去前线，在集训期时每天5点便起床，绕县环城路跑一圈，回到家中吃过早饭，再去集训场地参加训练，不敢有丝毫懈怠。2021年，被中央军委追记一等功。
王焯冉，男，河南省漯河市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某机步营战士，一等功臣，烈士。2016年，年轻的王焯冉走上边关。2021年2月，中央军委给王焯冉追记一等功。
肖思远，男，河南延津人，曾为河南农业职业学院学生，2016年在校入伍。中国人民解放军某机步营战士，一等功臣。2016年，年轻的肖思远走上边关。2021年2月，中央军委给肖思远追记一等功。
2020年4月开始，有关外军违反两国协议协定，抵边越线搭建便桥、修建道路，频繁在边境越线争控，试图单方面改变边境管控现状，导致边境局势陡然升温。6月，外军公然违背与我方达成的共识，悍然越线挑衅。按照处理边境事件的惯例和双方之前达成的约定，团长祁发宝本着谈判解决问题的诚意，仅带几名官兵前去交涉，却遭对方蓄谋暴力攻击。祁发宝组织官兵一边喊话交涉，一边占据有利地形，与数倍于己的外军展开殊死搏斗。增援队伍及时赶到，官兵们奋不顾身、英勇战斗，一举将来犯者击溃驱离。外军溃不成军，抱头逃窜，丢下大量越线和伤亡人员，付出了惨重代价。在前去交涉和激烈斗争中，团长祁发宝身先士卒，身负重伤；营长陈红军、战士陈祥榕突入重围营救，奋力反击，英勇牺牲；战士肖思远，突围后义无反顾返回营救战友，战斗至生命最后一刻；战士王焯冉，在渡河前去支援途中，拼力救助被冲散的战友脱险，自己却淹没在冰河之中。中央军委授予祁发宝“卫国戍边英雄团长”荣誉称号，追授陈红军“卫国戍边英雄”荣誉称号，给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追记一等功。烈士遗体由运-20专机护送，战士鸣枪致敬。祁发宝，1997年参军，带着满腔感恩之心和一股子敢打敢拼的韧劲儿，在乌鲁木齐陆军学院学习期间严格自律、刻苦训练，并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南疆军区军事课目考试。入伍18年来，扎根阿里高原，身处恶劣环境不言苦，挑战生理极限不畏难，直面生命威胁不怕死，在雪域高原展现了当代革命军人的好样子。他爱军精武，精通营属武器，善于战术指挥，先后2次参加兰州军区战役演习，23次带队出色完成急难险重任务，被评为优等指挥员。他爱岗敬业、科学建连、以情带兵，所带连队被评为军事训练一级单位、标兵连队。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边防团团长。
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在这两大任务中，前一个任务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因此，如何反对外国列强的侵略，摆脱封建专制的统治，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解决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问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指在1958至1960年期间，由于我党和全国人民迫切想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在全国范围内的工农业生产中发动的以高指标为主要特征的群众运动。运动中，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共产风”盛行，违背了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给当时的工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破坏，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后来，党中央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开始整顿人民公社，调整高指标，“左”倾错误得到初步遏制。但是这些努力还局限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大框架内，因而形势并没有根本好转。后在庐山会议上，纠“左”变为反“右”，中断了纠“左”的进程，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的背信弃义，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极大的经济困难。
